第137章：华沙行动组（中）
中年商人在护照上的姓氏为杰林斯基，至于他的波兰名字实在太长，瓦尔特已经记不起来了。
“对了，你需要助手吗？”瓦尔特随口问了一句。
如今，行动组的五个人目前都处于分开隐蔽状态，只有瓦尔特发出指令时，几人才会聚在一起，协调展开行动。
杰林斯基摇了摇头，说：“跟踪的时候，暂不需要，人多了反而不好。不过，如果要去税务官家里搜寻证据，那必须要增加人手。”
瓦尔特听后点头表示了同意，说：“那你先跟踪目标3天，至于行动的时间，应该就是我们的俄国总督切尔托夫，离开华沙的日子。”
这个时候，整个华沙城会变得人心浮动，没有人在意一个无关紧要的税务官，官员们一个个忙于巴结新上任的华沙总督，马克西莫维奇将军。
说完，瓦尔特递给杰林斯基一袋银币卢布，作为他用作几日里的吃住，以及某些娱乐场所的消费。对方把钱收好，站起身。
瓦尔特没送他出去，陶德曼一直等在楼梯口，把杰林斯基从后门引进巷子里，看着他的影子消失才回来。
做完这件事，瓦尔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。他坐在窗边，没有点灯，在黑暗中把彼得罗夫这个人的材料再想了一遍。
之前，海鹰通过陶德曼送来的信息不少。这个彼得罗夫在俄国派驻华沙的税务机关里面混迹十几年，官不大，油水不少。不过他贪财、贪杯，也贪色，这些年下来，所有的收入都用于吃喝玩乐了，似乎还欠了犹太人的钱。
海鹰提及过彼得罗夫某些隐私，几乎每个夜里，都在普拉加区一家叫“铜钟”的小酒馆里喝到半夜。他尤其喜欢一种从俄国运来的粮食烧酒，度数高得划根火柴就能冒蓝火。
从外观上，彼得罗夫体型肥胖，脖子比脑袋还粗，走路时呼吸像风箱，四十出头的年纪，脸已经浮肿得像发酵过了头的面团。
瓦尔特是学医出身，他非常清楚的知道，这种长年无节制地喝高度烈酒的人，心脏和肝脏早就不像表面那么硬撑。另外，陶德曼也提过，彼得罗夫有几次喝多了就靠在墙边，脸色青白，额角冒汗，手捂着胸口，喘不上气。
毫无疑问，那是心脏在发信号，只是信号太弱，没人理会。这种身体，不需要下砒霜，也不需要上氰化物，它们都太醒目了。毕竟，尸体上只要有一点异常，但凡正常人都会产生怀疑。
此外，华沙的秘密警察虽然蠢一点，笨一点，但大概率还是会请有经验的全科医生来检验尸体。一旦被怀疑是毒杀，他们就会顺藤摸瓜，海鹰就危险了。
左思右想之后，瓦尔特不想让俄国的法医同行看出破绽，最理想的办法，是让彼得罗夫的死亡，看起来像他自己那糟糕透顶的身体，所决定的最终命运。
毫无疑问，洋地黄制剂就够用了。
瓦尔特在柏林大学医学院学习过各种药理分析，洋地黄里的强心苷能直接影响心肌的电活动，如果剂量超过极限，会引发恶性心律失常。
更关键的是，酒精会成倍放大药物的毒性。在高度烈酒的刺激下，不堪重负的心脏会像一台被逼到极限的旧机器，在某一个时刻突然停止摆动。
哪怕是死后的抽血检查，人们只会看到满身酒气，一个长期酗酒、肥胖、肝硬化的税务官，在某个夜里醉后猝死，这太正常不过了。
以华沙当地警署那间连电灯都不稳的停尸房，根本做不了精细的毒理学分析。事实上，即便是瓦尔特身处柏林警局的法医办公室，都很难完成这样高难度的分析工作，除非是柏林医学院或是夏洛特医院的病理实验室。
当然，最麻烦的部分，在于怎么把药混进他的酒里，又怎么让他的死亡不引起俄国人的追查。行动组的人擅长跟踪和格斗，但这种“对症下药”的精细活儿，需要瓦尔特来重新判别，并寻找一个最佳机会。
基于此，瓦尔特打算让杰林斯基先去跟踪目标几天，全面摸清彼得罗夫每晚在“铜钟”里的固定位置。那种下等酒馆里面，光线昏暗，人群嘈杂，酒保忙起来的时候，根本不会注意到别的情况发生。
当然，洋地黄制剂的量也需要有讲究，必须因人而异，太多会当场呕吐，太少则未必能引发致命节律。身为医生的瓦尔特自然是亲自配药，眼下有一个麻烦，就是他身边没有随意支取的药房。而总领馆的医药箱里只有一些基础药，很显然洋地黄制剂不属于常备药，就需要另想办法。
在1905年的华沙，找一瓶洋地黄酊剂并不算稀奇，这属于标准的处方药，医生完全可以开，城市药房普遍能够配到。因为这原本就是用于治疗心衰的药，许多上了年纪的医生会开给贵族和肥胖商人。
关键一点，是要让这瓶药从不正规的渠道走上一圈，而且不要和总领事馆直接扯上关系。随后的，瓦尔特把洋地黄酊剂的事情交给了陶德曼，但没告诉他相关用途。
当然，陶德曼也不会多问，现在的他不是懵懂无知的实习生，而且他也知道，科勒上尉一旦开始实施行动方案，就不会停下脚步。
从总领事馆收到任务之后，杰林斯基用了三天的时间，把彼得罗夫的活动规律摸得清清楚楚。
这个俄国税务官每天下午5点，从普拉加区的税务局下班后，先到格日博夫斯卡街的一家饭馆吃晚饭，菜油腻，肥肉居多，配着黑面包和腌黄瓜。
饭桌上，彼得罗夫总要喝掉小半瓶的威士忌酒，这纯粹只是开开胃，然后再叫一辆轻便马车，前往普拉加区的“铜钟”酒馆。那地方离河不远，门面不大，但招牌上还真的有一座铜钟，而且已经锈得发绿。
通常的时候，彼得罗夫每晚就坐在靠里墙第三张桌，他背对着门，面前总是一瓶俄国产的烧酒，酒精的度数高得点火就燃。税务官喝酒基本从不用杯子，直接对着瓶口喝，一口下去，脸涨得发紫，再慢慢缓过来。
杰林斯基第一天进去的时候，差点被里面的糟糕气味熏吐出来，那是各种劣质烟叶、掺水啤酒，以及人体汗臭混合在一起，简直臭不可闻。
跟踪者向酒保要了一杯兑水的啤酒，坐在斜对角的位子上，他没用帽檐小心翼翼的遮住半张脸，而是和其他客人一样，将帽子大大方方扔到一旁。
不得不说，这个酒馆里的确很热闹，有人唱，有人骂，几个醉汉为了一把零钱摔碎了杯子，事后还需要向店家赔偿几个戈比。
没有人注意到初来乍到的杰林斯基，彼得罗夫同样也没注意。这位税务官只管自己拼命的喝，但偶尔的，他也和旁边几个穿铁路制服的俄国老乡嚷嚷着几句，内容全是抱怨自己的苛刻上司，以及放高利贷的犹太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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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夜里，杰林斯基坐的位置更加近了一些。他看见彼得罗夫喝到第二瓶时，眼睛有些发直，而且呼吸声变得很重。有两次，他拿瓶子的手抖得非常厉害，还把酒水都洒在自己的裤子上，他也不管不顾。
对此，酒保早就见惯了这位嗜酒如命的俄国税务官，每次只把酒瓶往桌上一放，也不多说半句。几个俄国常客时不时会拿彼得罗夫来逗乐，说要请医生。
彼得罗夫只是摆摆手，然后抓起酒瓶子，又喝一大口。
当然，对彼得罗夫的跟踪，并不总在酒馆里。
第二天晚上十点刚过，杰林斯基发现彼得罗夫没有像往常那样，继续索要第三瓶，而是忽然撑着桌子站起来，把酒钱拍在柜台上，然后摇摇晃晃出了酒馆的门。
杰林斯基没有立刻跟上，而是隔了半条街的距离远远看着。好在彼得罗夫没怎么叫马车，而是穿过普拉加区的一条横街，径直往河岸的方向走。那一带房屋低矮，巷子又窄又潮，还有河面吹来的湿气。
喝了两瓶伏特加的彼得罗夫根本就走得不快，几次扶墙喘了半天气。最后，他拐进了一条没有路灯的街道。这些临街房屋看着与普通出租公寓差别不大，只有走近才看见：几扇窗户透出橘红的灯光，窗帘半掩……
杰林斯基忽然在街口停住，那是他闻到空气里多了一股怪异的气味。廉价的香水混着刺鼻的煤烟味。
他抬头再看，发现几个打扮花枝招展的女人倚在门边，肩膀露在外面，正在用俄国语或是波兰话低声招揽着生意。原来这是一条妓院街，挤在河港码头和工人棚屋之间，巷子深处的院落才是真正营业的房间。
显然，彼得罗夫属于熟门熟路，拐进左边第二扇门，那门口坐着一个胖女人，看模样是老鸨。不过见到有顾客来了，老鸨只是懒懒的抬了抬下巴，似乎不怎么欢迎这位胖嘟嘟的税务官。不久里面就传出一阵走调的手风琴声，夹着女人的笑声和男人那急促的咳嗽声。
杰林斯基没有进去，他只是站在街角暗处，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，心想这个地方就有些不好下手了。妓院里人多眼杂，老鸨和姑娘们都有一套记人脸的神奇本事。一个生面孔半夜混进去，不管花不花钱，都容易被人记住。
更麻烦的是，杰林斯基观察到一些喝醉的低阶文官，失意的俄国下级军官，以及刚刚捞到好处的码头警察，时常就会出现在这几条巷子里。在这种地方动手，不仅太脏、太杂，有太多不受控的因素。
所以，杰林斯基决定继续在外面等。
出人意料的，彼得罗夫在那楼里仅仅待了二十分钟不到，就出来了。此刻，杰林斯基靠在对街的墙根下，他看到彼得罗夫从门里出来，脚步更虚，一边系皮带一边还在骂骂咧咧，似乎在向老鸨抱怨，说姑娘们的服务太差了，下次再来的时候，再不服务好一些，日后要多收老鸨30%的特种税。
在沙俄统治的维斯瓦边疆区，注册妓院受警察监管，当地税务局会向妓院征收高额赋税，妓女也要交纳证件，还有体检等相关的规费。
不仅如此，妓女们要上交普通公民护照，换取一张黄色登记证件，定期接受强制性病检查。官府禁止妓院设立公开招揽的招牌，地下无照妓院一旦被查获，经营者与妓女都会遭到严厉的处罚……
杰林斯基等着彼得罗夫又走过了半条街，这才慢慢跟上去。回到税务官住所的附近时，彼得罗夫似乎要走不动了，扶着一根路灯柱子喘气，脸涨得像猪肝。此刻的杰林斯基从另一侧走过，没有停留，也没有再回头。
第三夜，彼得罗夫又去了酒馆，但没再去妓院那边“白嫖”。杰林斯基估计是在昨夜，彼得罗夫作为男人的自尊心受到严重打击。所以，酒馆里才是真正动手的地方，因为这个地方他已经摸透了。
每晚在酒馆的时候，彼得罗夫要上3趟厕所，上一趟在喝完第一瓶后，第二趟在接近午夜前。第三趟尿急的时候，他走得最快，桌子后面的窄过道空出至少需要四十几秒。旁边那桌的铁路工人们，每到这个时候也都喝得东倒西歪，没人会注意一个起身离开位子的影子。
第四天夜里，杰林斯基把洋地黄酊剂药带在了身上，这药是昨天夜里，他从总领事馆的科勒上尉手中得到的。
这是一小管没有任何标签的玻璃瓶，里面是深黄色的洋地黄酊剂，瓶口用蜡封着。出于安全的考虑，他用一块软布包着，藏在旧外套的内口袋里。
半夜的铜钟酒馆里，依然是热烘烘的，臭烘烘的，汗臭里混着冲天的酒气，让杰林斯基的后颈都冒出了汗。
他把那管药剂在袖口里握了快1个钟头，一直没动。那是他在等最好的时机。今晚彼得罗夫自己就喝得格外猛，第一瓶比平日提前了一刻钟见底。他脸已经红得发紫，眼白里全是血丝，嘴唇发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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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对了，你需要助手吗？”瓦尔特随口问了一句。
如今，行动组的五个人目前都处于分开隐蔽状态，只有瓦尔特发出指令时，几人才会聚在一起，协调展开行动。
杰林斯基摇了摇头，说：“跟踪的时候，暂不需要，人多了反而不好。不过，如果要去税务官家里搜寻证据，那必须要增加人手。”
瓦尔特听后点头表示了同意，说：“那你先跟踪目标3天，至于行动的时间，应该就是我们的俄国总督切尔托夫，离开华沙的日子。”
这个时候，整个华沙城会变得人心浮动，没有人在意一个无关紧要的税务官，官员们一个个忙于巴结新上任的华沙总督，马克西莫维奇将军。
说完，瓦尔特递给杰林斯基一袋银币卢布，作为他用作几日里的吃住，以及某些娱乐场所的消费。对方把钱收好，站起身。
瓦尔特没送他出去，陶德曼一直等在楼梯口，把杰林斯基从后门引进巷子里，看着他的影子消失才回来。
做完这件事，瓦尔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。他坐在窗边，没有点灯，在黑暗中把彼得罗夫这个人的材料再想了一遍。
之前，海鹰通过陶德曼送来的信息不少。这个彼得罗夫在俄国派驻华沙的税务机关里面混迹十几年，官不大，油水不少。不过他贪财、贪杯，也贪色，这些年下来，所有的收入都用于吃喝玩乐了，似乎还欠了犹太人的钱。
海鹰提及过彼得罗夫某些隐私，几乎每个夜里，都在普拉加区一家叫“铜钟”的小酒馆里喝到半夜。他尤其喜欢一种从俄国运来的粮食烧酒，度数高得划根火柴就能冒蓝火。
从外观上，彼得罗夫体型肥胖，脖子比脑袋还粗，走路时呼吸像风箱，四十出头的年纪，脸已经浮肿得像发酵过了头的面团。
瓦尔特是学医出身，他非常清楚的知道，这种长年无节制地喝高度烈酒的人，心脏和肝脏早就不像表面那么硬撑。另外，陶德曼也提过，彼得罗夫有几次喝多了就靠在墙边，脸色青白，额角冒汗，手捂着胸口，喘不上气。
毫无疑问，那是心脏在发信号，只是信号太弱，没人理会。这种身体，不需要下砒霜，也不需要上氰化物，它们都太醒目了。毕竟，尸体上只要有一点异常，但凡正常人都会产生怀疑。
此外，华沙的秘密警察虽然蠢一点，笨一点，但大概率还是会请有经验的全科医生来检验尸体。一旦被怀疑是毒杀，他们就会顺藤摸瓜，海鹰就危险了。
左思右想之后，瓦尔特不想让俄国的法医同行看出破绽，最理想的办法，是让彼得罗夫的死亡，看起来像他自己那糟糕透顶的身体，所决定的最终命运。
毫无疑问，洋地黄制剂就够用了。
瓦尔特在柏林大学医学院学习过各种药理分析，洋地黄里的强心苷能直接影响心肌的电活动，如果剂量超过极限，会引发恶性心律失常。
更关键的是，酒精会成倍放大药物的毒性。在高度烈酒的刺激下，不堪重负的心脏会像一台被逼到极限的旧机器，在某一个时刻突然停止摆动。
哪怕是死后的抽血检查，人们只会看到满身酒气，一个长期酗酒、肥胖、肝硬化的税务官，在某个夜里醉后猝死，这太正常不过了。
以华沙当地警署那间连电灯都不稳的停尸房，根本做不了精细的毒理学分析。事实上，即便是瓦尔特身处柏林警局的法医办公室，都很难完成这样高难度的分析工作，除非是柏林医学院或是夏洛特医院的病理实验室。
当然，最麻烦的部分，在于怎么把药混进他的酒里，又怎么让他的死亡不引起俄国人的追查。行动组的人擅长跟踪和格斗，但这种“对症下药”的精细活儿，需要瓦尔特来重新判别，并寻找一个最佳机会。
基于此，瓦尔特打算让杰林斯基先去跟踪目标几天，全面摸清彼得罗夫每晚在“铜钟”里的固定位置。那种下等酒馆里面，光线昏暗，人群嘈杂，酒保忙起来的时候，根本不会注意到别的情况发生。
当然，洋地黄制剂的量也需要有讲究，必须因人而异，太多会当场呕吐，太少则未必能引发致命节律。身为医生的瓦尔特自然是亲自配药，眼下有一个麻烦，就是他身边没有随意支取的药房。而总领馆的医药箱里只有一些基础药，很显然洋地黄制剂不属于常备药，就需要另想办法。
在1905年的华沙，找一瓶洋地黄酊剂并不算稀奇，这属于标准的处方药，医生完全可以开，城市药房普遍能够配到。因为这原本就是用于治疗心衰的药，许多上了年纪的医生会开给贵族和肥胖商人。
关键一点，是要让这瓶药从不正规的渠道走上一圈，而且不要和总领事馆直接扯上关系。随后的，瓦尔特把洋地黄酊剂的事情交给了陶德曼，但没告诉他相关用途。
当然，陶德曼也不会多问，现在的他不是懵懂无知的实习生，而且他也知道，科勒上尉一旦开始实施行动方案，就不会停下脚步。
从总领事馆收到任务之后，杰林斯基用了三天的时间，把彼得罗夫的活动规律摸得清清楚楚。
这个俄国税务官每天下午5点，从普拉加区的税务局下班后，先到格日博夫斯卡街的一家饭馆吃晚饭，菜油腻，肥肉居多，配着黑面包和腌黄瓜。
饭桌上，彼得罗夫总要喝掉小半瓶的威士忌酒，这纯粹只是开开胃，然后再叫一辆轻便马车，前往普拉加区的“铜钟”酒馆。那地方离河不远，门面不大，但招牌上还真的有一座铜钟，而且已经锈得发绿。
通常的时候，彼得罗夫每晚就坐在靠里墙第三张桌，他背对着门，面前总是一瓶俄国产的烧酒，酒精的度数高得点火就燃。税务官喝酒基本从不用杯子，直接对着瓶口喝，一口下去，脸涨得发紫，再慢慢缓过来。
杰林斯基第一天进去的时候，差点被里面的糟糕气味熏吐出来，那是各种劣质烟叶、掺水啤酒，以及人体汗臭混合在一起，简直臭不可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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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人注意到初来乍到的杰林斯基，彼得罗夫同样也没注意。这位税务官只管自己拼命的喝，但偶尔的，他也和旁边几个穿铁路制服的俄国老乡嚷嚷着几句，内容全是抱怨自己的苛刻上司，以及放高利贷的犹太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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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此，酒保早就见惯了这位嗜酒如命的俄国税务官，每次只把酒瓶往桌上一放，也不多说半句。几个俄国常客时不时会拿彼得罗夫来逗乐，说要请医生。
彼得罗夫只是摆摆手，然后抓起酒瓶子，又喝一大口。
当然，对彼得罗夫的跟踪，并不总在酒馆里。
第二天晚上十点刚过，杰林斯基发现彼得罗夫没有像往常那样，继续索要第三瓶，而是忽然撑着桌子站起来，把酒钱拍在柜台上，然后摇摇晃晃出了酒馆的门。
杰林斯基没有立刻跟上，而是隔了半条街的距离远远看着。好在彼得罗夫没怎么叫马车，而是穿过普拉加区的一条横街，径直往河岸的方向走。那一带房屋低矮，巷子又窄又潮，还有河面吹来的湿气。
喝了两瓶伏特加的彼得罗夫根本就走得不快，几次扶墙喘了半天气。最后，他拐进了一条没有路灯的街道。这些临街房屋看着与普通出租公寓差别不大，只有走近才看见：几扇窗户透出橘红的灯光，窗帘半掩……
杰林斯基忽然在街口停住，那是他闻到空气里多了一股怪异的气味。廉价的香水混着刺鼻的煤烟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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显然，彼得罗夫属于熟门熟路，拐进左边第二扇门，那门口坐着一个胖女人，看模样是老鸨。不过见到有顾客来了，老鸨只是懒懒的抬了抬下巴，似乎不怎么欢迎这位胖嘟嘟的税务官。不久里面就传出一阵走调的手风琴声，夹着女人的笑声和男人那急促的咳嗽声。
杰林斯基没有进去，他只是站在街角暗处，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，心想这个地方就有些不好下手了。妓院里人多眼杂，老鸨和姑娘们都有一套记人脸的神奇本事。一个生面孔半夜混进去，不管花不花钱，都容易被人记住。
更麻烦的是，杰林斯基观察到一些喝醉的低阶文官，失意的俄国下级军官，以及刚刚捞到好处的码头警察，时常就会出现在这几条巷子里。在这种地方动手，不仅太脏、太杂，有太多不受控的因素。
所以，杰林斯基决定继续在外面等。
出人意料的，彼得罗夫在那楼里仅仅待了二十分钟不到，就出来了。此刻，杰林斯基靠在对街的墙根下，他看到彼得罗夫从门里出来，脚步更虚，一边系皮带一边还在骂骂咧咧，似乎在向老鸨抱怨，说姑娘们的服务太差了，下次再来的时候，再不服务好一些，日后要多收老鸨30%的特种税。
在沙俄统治的维斯瓦边疆区，注册妓院受警察监管，当地税务局会向妓院征收高额赋税，妓女也要交纳证件，还有体检等相关的规费。
不仅如此，妓女们要上交普通公民护照，换取一张黄色登记证件，定期接受强制性病检查。官府禁止妓院设立公开招揽的招牌，地下无照妓院一旦被查获，经营者与妓女都会遭到严厉的处罚……
杰林斯基等着彼得罗夫又走过了半条街，这才慢慢跟上去。回到税务官住所的附近时，彼得罗夫似乎要走不动了，扶着一根路灯柱子喘气，脸涨得像猪肝。此刻的杰林斯基从另一侧走过，没有停留，也没有再回头。
第三夜，彼得罗夫又去了酒馆，但没再去妓院那边“白嫖”。杰林斯基估计是在昨夜，彼得罗夫作为男人的自尊心受到严重打击。所以，酒馆里才是真正动手的地方，因为这个地方他已经摸透了。
每晚在酒馆的时候，彼得罗夫要上3趟厕所，上一趟在喝完第一瓶后，第二趟在接近午夜前。第三趟尿急的时候，他走得最快，桌子后面的窄过道空出至少需要四十几秒。旁边那桌的铁路工人们，每到这个时候也都喝得东倒西歪，没人会注意一个起身离开位子的影子。
第四天夜里，杰林斯基把洋地黄酊剂药带在了身上，这药是昨天夜里，他从总领事馆的科勒上尉手中得到的。
这是一小管没有任何标签的玻璃瓶，里面是深黄色的洋地黄酊剂，瓶口用蜡封着。出于安全的考虑，他用一块软布包着，藏在旧外套的内口袋里。
半夜的铜钟酒馆里，依然是热烘烘的，臭烘烘的，汗臭里混着冲天的酒气，让杰林斯基的后颈都冒出了汗。
他把那管药剂在袖口里握了快1个钟头，一直没动。那是他在等最好的时机。今晚彼得罗夫自己就喝得格外猛，第一瓶比平日提前了一刻钟见底。他脸已经红得发紫，眼白里全是血丝，嘴唇发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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